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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我最早上网时用的是一个2.4千波特率(Kbps)的调制解调器。两年后,我的一个同学,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东方网景的创始人送了我一个当时最新的14.4Kbps的调制解调器,我马上感觉速度快多了。由于我们今天数字电话传输率本身限制在64Kbps,因此调制解调器的传输率最多到56Kbps,所以到1995年,我的几个同事就预言用电话线上网速度超不过这个极限。如果停留在用传统的方法对调制解调器提速,确实要不了几年摩尔定理就不适用了。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出现了DSL技术,可以将电话线上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近二百倍。DSL技术虽然最早由贝尔核心实验室发表,但真正把它变为实用技术的是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查菲教授。查菲教授三十几岁就成为了IEEE的资深会员(Fellow),刚四十岁就成为了美国工程院院士。1991年,他带着自己的几个学生,办起了一家做DSL的小公司Amati。1997年,他把Amati公司以四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德州仪器(TI)。这是硅谷新技术公司典型的成功案例。在调制解调器发展的量变阶段,就不会有Amati这样的小公司出现,即使出现了,也无法和德州仪器竞争。但是,一旦调制解调器速度接近原有的极限时,能够突破这个极限的新兴公司就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苹果董事会起先对乔布斯的能力也没谱,便给了他一个临时CEO的职务。乔布斯也不在乎这个,他甚至答应一年只拿一块钱的工资。毕竟苹果公司是他的亲儿子,只要让他回苹果就什么都好说。我和硅谷很多创业者聊过,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公司,哪怕再小的公司,在感情上也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乔布斯上台后推出了一些样子很酷的PC机,那时苹果机已经比IBM兼容机贵了很多,成了高端的产品,用户主要是很多搞艺术的人—他们很喜欢苹果优于其它个人电脑的图形功能——和一些赶时髦的学生和专业人士。乔布斯自己也更像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工程师。既然苹果在微机领域已经不可能替代兼容机和微软的地位了,他干脆往高端发展,讲究性能、品味和时尚。慢慢地,苹果的产品成了时尚的东西。IBM公司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地逃过历次经济危机,并且在历次技术革命中成功转型的公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IBM仅仅是一个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并且在微机和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它已经过气了。其实IBM并没有这么简单,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公司(consultingcompany),第二大软件公司,第二大数据库公司。IBM有当今工业界最大的实验室IBMResearch(虽然其规模只有贝尔实验室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是世界上第一专利申请大户(以后我们还要讲IBM对专利的态度),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源(OpenSource)的Linux服务器生产厂商。比较靠谱的棋牌平台但是,今天的太阳公司,不仅人数规模、市场股值、办公面积远不能和当年相比(能人都走了,办公楼也卖了,股票一落千丈),而且彻底退出了IT领域霸主之争。太阳公司从1982年成立到2000年达到顶峰用了近二十年时间,而走下坡路只用了一年,足以令经营者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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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硅谷半导体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反摩尔定理的效应。由于半导体的价格每十八个月降一半,当一个公司研制出来一个新的芯片以后,它不能指望像制药公司那样随着销量的上升而不断增加利润,因为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芯片的利润就薄得必须淘汰了。整个半导体工业天天都在为利润率发愁。从这个角度讲,半导体工业很难在费用高的硅谷长期发展。我们前面提到,硅谷是一个拒绝平庸的地方,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无法维持硅谷高昂的费用时,它就必须搬出硅谷。造成硅谷半导体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反摩尔定理的效应。由于半导体的价格每十八个月降一半,当一个公司研制出来一个新的芯片以后,它不能指望像制药公司那样随着销量的上升而不断增加利润,因为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芯片的利润就薄得必须淘汰了。整个半导体工业天天都在为利润率发愁。从这个角度讲,半导体工业很难在费用高的硅谷长期发展。我们前面提到,硅谷是一个拒绝平庸的地方,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无法维持硅谷高昂的费用时,它就必须搬出硅谷。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比较靠谱的棋牌平台反摩尔定理同时使得新兴的小公司有可能在发展新技术方面和大公司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小公司办得成功,可以像Amati那样被大公司并购(这对创始人、投资者以及所有的员工都是件好事)。甚至它们也有可能取代原有大公司在各自领域中的地位。例如,在通信芯片设计上,广通(BroadCom)和Marvell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朗讯的半导体部门,甚至是英特尔公司在相应领域的业务。

美国过去未曾有过贵族,今后也不会有。无论是巨富盖茨或者是年轻美貌、聪明而富有的女继承人伊万卡.特朗普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贵族。实际上贵族这个词在整个西方本身就是一个没落的词汇,虽然在东方一些人或许沉迷在贵族梦中。但是,贵族在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地出现过。如果我们认为公司之中也有所谓的贵族,摩托罗拉无疑可以算是一个。太阳公司犯下的第二个致命错误就是没有将太阳与微软的操作系统之争和互联网开发工具之争放在和HP、DEC等服务器公司市场争夺之上。这导致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严重后果。在太阳公司2001年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财报中,太阳公司在投资风险因素(RiskFactors)一章中把IBM、惠普和康柏作为头等竞争者,写在第一段,而把微软放在次要的地位写在第二段。而且只是把它和微软的竞争作为工作站和PC机简单的竞争来对待。原文如下:即便不在像金融和房地产这样高利润的行业工作,只要努力,一样能事业成功。我们不妨看看这样两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刚刚装修完新家,替他装地板的是一位华裔老板。他没读过大学,中学毕业就给别人打工当学徒,但是他非常爱钻研,人也勤快,很快就成为装地板的行家里手。几年后自己出来单干,开始接一些小活儿。由于他价钱便宜质量好,很快活就多得做不过来了,于是他雇了一些工人,业务便发展起来了。他通过高薪(和IT从业人员差不多)招技术熟练的地板工,所以一直质量很好,慢慢地,开始接到大公司的合同,事业发展很快。即使在现在美国房地产不景气,很多装修公司没有生意的情况下,他手上的合同仍然多得做不过来。第二个例子是我自己的园丁,一位墨西哥移民。他开始只是一个人给人除草收拾院子。由于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比如经常用自己的卡车替主顾运送大件商品),又守信用,他的雇主们就把他推荐给朋友用。很快他就接收不了新的主雇了,于是他把他的弟弟接来帮忙,两个人除了替人除草收拾院子,便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房屋修缮和庭院规划(Landscape)工作。渐渐他就积累起一些财富,雇了一些帮手,开办了一个小的庭院规划的公司。在房价很高的硅谷,也买上了房子,实现了他的美国梦。IT领域的这种特有现象,在传统工业中很难看到。在石油领域,尽管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每年有高达四千亿美元的营业额和同样高的市值,它在世界石油市场连10%的份额也占不到。在汽车工业中,无论是昔日的霸主通用汽车还是新科状元丰田汽车,近三十年来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世界市场的20%。在金融、日用品、零售业等诸多领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领域并不存在一个主导公司,各个竞争对手之间应该说是各有千秋。

我们在“蓝色巨人IBM”一章中提出,以大型机、系统和服务为核心的IBM公司很难在PC机市场成功。当IBM继苹果之后推出PC,当年就卖出十万台,实现销售额一亿多美元左右,并实现盈利,这在商业史上是空前的成功。但是,这一亿多美元还抵不上IBM接几个花旗银行计算机系统的合同。IBM的商业模式是将长期的服务捆绑到系统销售中,至今依然如此。应该讲,IBM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是,习惯于这种一劳永逸商业模式和市场的IBM,很难像推销家电那样辛辛苦苦地推销个人计算机。在IBM公司内部,负责大型计算机业务和银行软件业务的部门的销售额和盈利几乎在所有年头都占IBM的主要部分,这些部门在公司内部的发言权要比PC部门高得多。不要以为成功的跨国公司内部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大公司内部为了部门的利益也时常争得你死我活。如果IBM公司将重点转移到PC上,首先在公司内部就通不过。在对外竞争上,IBM早期主要的竞争对手康柏无退路可言,只好全力以赴去拼搏。而IBM在PC机市场上每遇到一点挫折就退回来一点,发展顺利时就往前多前进一点,如此反反复复。好在IBM的PC业务和它的核心业务并不冲突,因此,它的PC部门才得以一直存在了二十多年,直到前几年卖给联想。在微机出现的前几年,用户大多是对立用户——彼此的计算机互不通消息。个人微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娱乐(比如游戏)、学习、文字处理、日常管理和简单的工业控制等需求。在商业企业中(比如银行)使用的联网的计算机系统几乎无一例外是由中央主机(MainFrame)加外围终端构成——所有计算都是由中央主机完成,而外围终端不过是输入和显示设备。中央主机采用分时的操作系统,同时为众多终端用户服务。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前,没有人打算用微机取代大型计算机系统。硅谷能成为科技之都,而且长盛不衰,必有它高明之处。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保证机会均等。任何人、任何国家和制度都无法保证我们的社会绝对公平,(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追求绝对公平。)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要保证每个人有均等的机会。摩托罗拉至今都看不起三星和诺基亚不重视核心技术、只在外型和功能上搞花架子的做法。摩托罗拉一直认为技术和质量是产品的关键,因此我说它是IT业的一个贵族。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远不够。今天,至少在手机行业,各个公司产品在硬件技术上差不到哪去,设计一款手机的硬件和当年在中关村攒一台PC一样容易。现在的手机里面没有几个芯片,而且核心的只有一个,只要到TI去买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无数手机品牌的原因。)因此手机的质量都不是唯一决定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今天所有手机的质量比二十年前都有很大的提高,今天质量差的手机也比二十年前质量好的手机质量更好,也就是说质量差的手机也凑合能用。要想在今天的手机市场上(尤其是在亚洲)站稳脚,功能、外观的设计和质量及技术含量同样重要,商业和市场的开拓更是不可偏废,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和后进入手机市场的公司几乎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摩托罗拉作为世界无线(移动)通信的先驱和领导者,可以说开创了整个产业。遗憾的是,它只领导了移动通信的第一波浪潮,就被对手赶上并超过。此后,由于技术路线错误,执行力不足,失去了利用技术优势夺回市场的可能性。摩托罗拉曾经跨通信和计算机两大领域之间,甚至很有同时成为计算机和通信业霸主的可能。退一步讲,只要它在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通信的数字处理器DSP或者手机任何一个领域站稳脚,就能顺着计算机革命或者通信革命的大潮前进,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其领导人无力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司,反而使公司没有专攻的方向,在各条战线上同时失利。帮助斯坦福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它的一位教授弗里德里克-特尔曼,他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发现里面没有限制大学出租土地,于是他兴奋地声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建立斯坦福科技园,科技园向外面的公司出租土地99年。在这99年里租用土地的公司有彻底的使用权,按自己的意愿建筑自己的公司。消息一传出,马上有很多公司表示了兴趣,并很快和学校签属了租约。1953年,第一批公司,包括大名鼎鼎的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夏克利晶体管公司(后来诞生出集成电路的先驱仙童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美国最大的军火商)和惠普公司进驻了斯坦福科技园。对斯坦福而言,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解决了斯坦福的财政问题,并且成为斯坦福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契机。对外界而言,它促成了硅谷的形成。比较靠谱的棋牌平台当一个公司还没有占到市场的50%,并且在高速发展时,它不会涉及到转型的问题。一个非常成功的跨国企业需要转型时,都是在它的发展非常成熟以后,就好比人到了中年。这时,一个公司和一个人一样,改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当它涉足一个过去它不熟悉的领域,就好比一个已经养尊处优的四十岁的人重新走入课堂去和一群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读书,学习起来比没有负担的年轻公司要难得多。更何况,年轻的公司没有退路只有向前进,而成熟的公司总有它传统的业务可以依赖,一旦遇到问题就可能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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